王希杰指出，修辞学古老而又年轻。古代希腊的修辞学，指的是演说的艺术，包括立论和词句的修饰。在中世纪的欧洲，修辞学是七艺之首，它和语法学、逻辑学合称为“三艺”。

我国历代都有修辞学方面的研究，如《易经》中的“修辞立其诚”，《诗经》中的“赋、比、兴”，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中有关修辞的理解等。

1932年出版的陈望道先生的《修辞学发凡》一书，更是中国修辞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。在这里，陈望道先生把修辞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来研究，冲突了传统修辞学就修辞而研究修辞的狭窄眼界，提出了一些很有创见性的理论。

对于修辞和修辞学的定义，王昕杰这样说：

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规则，就是修辞，它同语音、词汇、语法相提并论，而运用修辞的活动，就是修辞活动。

修辞学是研究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的语言科学，是以修辞活动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，它是语言学的组成部分，修辞学只研究交际活动中的语言问题，只研究同提高表达效果有关的语言问题，要解决的是如何恰当得体地表达。

为了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，人们有意识地偏离语言和语言常规之后，逐步形成的固定格式、特定模式，就称为修辞格。

对于修辞学与逻辑学、语法学的关系，已经有许多的学者阐释过各自观点。在《汉语修辞学》之中，王希杰认为，逻辑学和语法学是修辞学的基础，但不能完全等同。

合乎语法和逻辑的东西，不一定表达效果就好，相反，不合乎语法和逻辑的东西，也不一定表达效果就不好。

逻辑学研究人们思维的规律，解决的是说话对不对的问题；语法学研究语言的结构规律，解决的是说话通不通的问题；修辞学研究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，解决的是说话好不好的问题。

所以要想学好修辞学，需要有一个整体的观念，这就要求交际者从全局出发，要考虑到语言表达的具体的、局部的问题，对具体词和句的选择，也应当服从交际的战略原则。毕竟在交际活动中，不仅是语言、对象、自我等因素制约着理解和表达，而且语境、前提、视点等因素，也制约着理解和表达。

我们从语言和语境两个方面，做简单分析：

语言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有两种。

第一种，在语言世界中，语言符号同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稳定的，是属于社会集体的，个人不能随意改变。如，“日、月、水、火、江、河”就不能随意变动。但语言和事物也并非只是一对一的关系，如同一语言符号可以指称不同的对象，就杜鹃这个词而言，一指花，二指鸟；同一对象又可以用不同的语言符号来指称，就妈妈、母亲、娘来说，都是指生养自己的女性亲属。

第二种，在言语表达中，词语同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可变的、临时性的，情况更加复杂多变。如同一词语在不同的上下文和交际情景中，可以指称不同的事物，这样的情况很多，在这里不一一列举。

语境是话语含义产生的重要因素，在一场交际活动中，交际双方感兴趣的不是语言形式本身，也不是语言本身的意义，而是语言所表达的说写者的特定的思想感情。

相同的话语，语境不同，其含义和效果也不同。如一个“讨厌”，不同的人说出来，便有不同的语言效果。

再有，语言世界中的多义形式，之所以不妨碍正常交流，正因为语境具有消除多义的功能。如“医生扶着病人”，这里的“扶”是“搀扶病人”，“病人扶着医生”，则是“病人靠着医生”的意思。

总之，王希杰的《汉语修辞学》不是为讲修辞而讲修辞，一切的修辞，最终都是落实于“优化语用效果”上。不论是对修辞的定义，还是从修辞学、语法学、逻辑学三者的关系中发现掌握修辞的办法，王希杰突出的都是修辞的“用”而不是“神化”修辞。

王希杰指出，修辞的最高境界是“自然”，即一切都恰到好处，让我们学以致用，在实践中不断运用修辞，不断取得进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