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94章 划掉那三行
郭甯是第二天早上九点到双河的。
车停在老宅门口的槐树下。她穿一件深灰的长外套,头发还是挽着,下车的时候左手拎着一只藤编的箱子,箱子很旧,四角包着铜。她身后跟着一个人,从后备箱里又取出一只白钢圆筒,筒身上贴着封条。
“谱和口传记录在箱子里。”郭甯把藤箱递过来,“报纸原件夹在最上面,用蜡纸包着。你验一遍。”
“进来再验。”
“先验。”郭甯说,“这东西从我手里出去,走出这道门以后,谁都不能说交接不清。”
郭漫只好把箱子放在门楼的石阶上,掀开盖子。族谱是线装的,纸的颜色比国内那册深,边角有裁过的痕。口传记录是三本软面笔记本,字迹换了三种,第一本的字最长。蜡纸里包着的是一张报纸,一九一一年的,对折处已经发脆,头版的广告栏里有一小块方框,字号很小。
“这一块。”郭甯指了指,“槟城立铺,告街坊。我祖父登的。”
“你祖父那一辈就登报了。”
“我祖父那一辈只登了一行字。”郭甯说,“今天这一行字值多少,我说不清了。”
她没有再往下说。郭漫把箱盖合上,拎起来往里走。
——
实验室在老楼一层。钱立群已经在那儿等着,白钢圆筒放在操作台上,封条还没拆。
“先看,后接。”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,“郭女士,我从您那坛里取三处样:坛心、坛壁、坛底。”
“坛底要多取一点。”郭甯说,“底上那层是水泥,混过故土的水。矿物痕全在里面。”
取样做了四十分钟。钱立群把三处样分别挑一点进载玻片,第二处和第三处各看一遍,把显微镜的刻度报给旁边的人记。然后他停下来,抬头看郭漫。
“可以接。”
“几成。”
“我说百分之多少,你也不会信。”钱立群说,“这东西不是按比例算的。我只能说,前七天看得出活不活。活过来以后,还得看三个月。头一个月看气味,第二个月看糖化,第三个月才看得出这坛东西是偏向你这头,还是偏向她那头。”
“要是偏向她。”
“偏向哪头都算活了。”钱立群说,“真接上了,出来的东西既不是你的,也不是她的。是你跟她加起来的第三种。”
一句话说完,实验室里静了。
郭甯站在操作台另一侧,没有看那两坛样,看的是钱立群的手。
“钱老师,”她说,“您这句话说完,我就知道这坛得两个人一起签了。”
“对。”钱立群说,“接上以后,这一坛的谱,单边盖不住。要标,得你们两家一起签。”
——
接样是在当天下午做的。
钱立群亲自动手。他从白钢筒里取了一小勺母糟,用竹挑子在郭漫那一号坛的糟面上开出五个浅坑,按北斗的形状点开,每个坑里下一撮,再用坛心的老糟盖回去,最后把坛口的三层封纸重新糊上。
整个过程他一句话都没说。
王师傅站在门口,从头看到尾。他手里捏着试酒针,没插,一直捏着。
收工以后他才开口。
“钱老师,这个我能闻出来吗。”
“现在闻不出来。”钱立群说,“七天以后。你到时候来闻。”
“七天以后闻出来了,是我们家的味,还是别人家的味。”
钱立群笑了一下。
“你闻出来就知道了。”
——
第二天下午,郭漫和郭甯在老宅的堂屋里坐了两个钟头。
桌上摆着那份起草说明的打印稿。郭甯自己带来了,页边用铅笔画了线。
“你先说一件事。”郭漫说,“你为什么要把它交出来。”
郭甯没有立刻答。她把稿子翻到第二段,指着那行引用编号。
“我从一开始就要争这个正统。”她说,“这是我回来的全部理由。八个月里我布了十七国的标,请人做了源流考,把大宗的材料搬回国内。我要的就是这行字——郭甯,第七十八代。”
“可是他们要的不是这个。”
“他们要的是把我和你都变成反面。”郭甯把稿子往前推了半寸,“起草说明里引我,不是为了让我更正统。引我,是为了证明这世上根本就不该有一个正统。他们把我这八年做的东西,用一句话讲完了:既然有两支,就不是一家;既然不是一家,就不该有主。”
郭漫没有说话。
“我最难忍的地方,不是他们要动你的窖。”郭甯说,“是他们动我的文章,一个字都没改,只是把它放错了地方。”
她把稿子合上。
“所以我交出来。不是给你,是拿回来。”
——
那天下午三点,高健明来了一趟。他没进堂屋,在院子里等着。
“郭总。”他把声音压低,“厂里在传。”
“传什么。”
“传早上来了个人,从车上拎下来两只箱子,是海外那家的。”高健明说,“我说是来交材料的。”
“后头呢。”
“后头有人问,交材料是不是就等于认了。”他说,“郭总,这话我没法答。”
郭漫看着院子里那棵槐树。她没怪他。三十二年的厂,最怕的从来不是外头来一刀,是里头先自己松一口气。
“你再听到,就说一句话。”她说,“认不认,看窖里的东西活得怎么样。人说的不算。”
——
第三天上午,张明到了。
他把两份东西放在桌上:一份是意见的正文,一份是附件清单。
“正文我按两位的意思改过一稿。”他说,“附件一共三样。第一样,源流考,附钱老师那条注。第二样,郭董事长这边的十一封回函,从三年前那封到去年十一月那封,全部影印。第三样,郭女士提供的原始材料,谱、口传记录、槟城广告原件。”
“三样都递上去,等于什么。”郭甯问。
“等于两家一起署名。”张明说,“这份意见递上去,对外只有一份文件,署名栏两个名字。两位想清楚,这一步走出去,以后外面说郭氏,就不是一家,是两家。”
郭甯把稿子拿起来,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,看得很慢。
“署名栏怎么写。”
“按登记主体写。”张明说,“郭玉春在前,海外郭氏在后,按递交那一栏的排法,不分先后也得排一个前后。”
“那就把海外那行写在前头。”郭漫说。
郭甯抬了一下眼。
“为什么。”
“因为这一篇是你写的。”郭漫说,“用你的文章打这一场,署名你写在前头。这不是客气,这是讲理。”
郭甯看了她很久,没接这句,低头把署名栏对了一遍。
——
第四天下午,郭甯从箱子里把另一样东西取了出来。
是那份框架协议。
四十七页,装订线还在。她一页一页翻到附则那一栏,停在那三行铅笔小字上:
“本条于双方第一任董事长均在任期间自动冻结;任一方董事长缺位时,本条自动激活。”
“这是我上次留给你的针。”郭甯说,“你看见了吧。”
“看见了。”
“那天晚上我走了以后,我想过你会怎么处理它。我以为你会让人重打一份,把这一条删掉。”
“删掉没用。”郭漫说,“纸可以重打,你手里留的那份还在。”
郭甯笑了一下,那笑还是刀刃式的,可这一回刀刃是冲着自己的。
“所以今天我当着你的面划。”她说。
她从笔筒里抽了一支铅笔,在那三行小字上从左到右划了一道,划得很平,一笔到底,没有回笔。划完她在下面签了名,日期也写了。
“协议我不撤。”她把笔放回去,“撤了,外面会传我们谈崩了。协议搁在这儿,这一条作废。以后你要用,随时可以拿出来对照。”
“那合并这件事。”
“不谈了。”郭甯说,“合的账我们算不清,算得清的只有这一场。今天我们不并,只一起把这份意见递上去。”
——
第五天下午,张明把意见定稿打出来,分了三份。
一份存档,一份寄出,一份留在老宅。
郭漫在那张纸的末尾签了名。她把笔递给郭甯。
郭甯接过去,落笔之前停了一下。
“郭董事长。”她说,“意见里那一句‘国内这一支自七十五代以下第三层续起’,是你让我写的。”
“是我让你写的。”
“写下去,以后你的牌子上就多一行注。”
“那就多一行注。”郭漫说。
郭甯落笔。两个字,写得很稳,横竖都比郭漫的窄一点。
签完她把笔搁下,看着那两行签名并排躺在纸上,过了几秒才把纸推给张明。
“明天上午递。”张明把纸收进文件夹,“走公示页上留的那个地址,挂号信,同时发一份电子件。郭总,递上去以后这份东西就是公开文件,谁都能下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外面会写。”
“让他们写。”郭漫说,“这一次的名字是我们自己署的。”
“寄吧。”郭甯说。
——
第六天,王师傅来了实验室。
他站在那口坛前面,把三层封纸掀开一角,凑上去闻。闻了一会儿,他直起腰,把试酒针插进去,抽出来,在灯下转了两圈,看针尖上的挂液。
“郭总。”他说。
“您说。”
“我闻不出来是哪家的。”王师傅说,“头一层还是咱家的味,往下有点生,有点新。像刚下窖那几天的味。”
“那是活的。”钱立群在旁边说。
王师傅点点头,把封纸重新糊好,糊得很仔细,边角压了两遍。
“那行。”他说,“我下回来闻第二次。”
——
第七天,郭甯走了。
临走前她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,看那四只空罐。第四只罐的管道接完了,管口封着塑料布,风一吹还是响。
“我回一趟新加坡。”她说。
“什么时候回来。”
“不一定。”郭甯把车钥匙在手里转了一圈,“有一件事我要先去查清楚。”
“什么事。”
“十年前我把海外那摊做成了一份资产。”郭甯说,“那时候我请人做过一份估值,估值报告里有一部分,依据是我这篇源流考。当年那份估值是为了让海外的机构愿意把钱放进来,我签了字,东西抵押出去了。抵押的时候我没觉得有什么——那是我自己的东西,我拿它换钱,天经地义。”
她停了一下。
“前天我把那份估值报告翻出来重看。我看的是它的结构,不是数字。看了一天,我看明白一件事。”
“说。”
“那份包子里有一层,叫可交易层。”郭甯说,“这一层现在的持有人,跟今年三月给那家基金会交立项申请的那一方,注册代理是同一个。”
风把第四只罐上的塑料布吹得响了一声。
“也就是说,”郭漫说,“你十年前那份资产,和今天这份导则,是一条线上的。”
“我还不确定。”郭甯说,“所以我得回去查。查完了我告诉你。”
她上车,倒出槐树下的那块空地,车窗降了一半。
“郭董事长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要有个准备。”郭甯说,“如果这两件事真是一条线上的,那我们这场,从一开始就不是跟人在打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