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二十七章 历代盛世考：治世流光昭青史，升平气象鉴兴亡
自古帝王君临天下，莫不孜孜以求盛世。然盛世二字，绝非仓廪稍实、边境暂宁便可妄称，必有其定准：君明臣良、吏治清简、徭役轻薄、户口滋繁、仓廪充盈、商旅通达、烽燧少警、文教大兴，百姓得以安生乐业，海内得以一统安定。华夏数千年史册之中，治乱循环，乱世多而治世稀，盛世更是寥若晨星。诸多治世，或为时短促，昙花一现；或疆域未广，偏安一隅，皆不足以当盛世之名。唯有大一统王朝之中，根基稳固、四方宾服、民生富庶、文脉昌隆者，方可载入盛世之列。
世人常言盛世，多只知贞观开元，不知先秦以降，秦汉、隋唐、宋明，各有升平之世。其间又分大盛世、一般治世，有奠基之治，有中兴之盛，长短不一，得失各异。有的盛世开创万古格局，有的盛世仅能纾解一时疲弊；有的盛极而骄，转瞬倾覆；有的内敛守成，缓缓凋零。今遍稽史籍，依次罗列华夏历代大一统盛世，叙其由来、述其景象、论其得失、辨其异同，以九千言铺陈历代升平光景，观升平之下潜藏之利弊，明盛衰往复之大道。
一、先秦至汉初：文景之治，休养生息开汉基
上古三代，尧舜禹汤，后世誉之为圣世，然其时文明初启，地广人稀，器具简陋，无完备户籍赋税之制，所谓盛世，多为儒家托古之理想，史料简略，难以详考，只存仁政之名，不算后世法度完备的王朝盛世。及至周初成康之治，为上古首个明确记载的治世。周武王克商之后，成王、康王相继在位，周公制礼作乐，定分封、建礼乐、明刑典，罢兵息戈，省刑薄敛。史载成康之际，刑错四十余年不用，天下安宁，诸侯恭顺。只是分封之制，王权有限，并非后世中央集权大一统格局，且疆域局促，故而多视为上古治世，而非后世意义上的大一统盛世。
春秋战国，诸侯兼并，战火连绵，数百年无一日安宁。秦并六国，一统海内，本有开创长久盛世之机，奈何始皇急政，大兴土木、北筑长城、南征百越、严刑苛法，徭役无度，民不堪命，二世而亡，一统之业转瞬崩塌，无升平可言。天下再入大乱，楚汉相争，白骨蔽野，户口耗损十之七八。汉高祖定鼎关中，目睹秦亡之鉴，改行无为而治，省赋减役，与民休息。高祖之后，惠帝、吕后继续宽政，到文帝、景帝之时，遂成文景之治，是华夏中央集权王朝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盛世。
文帝生性恭俭，身衣弋绨，不修露台，慎于兴作。废除连坐、肉刑，宽缓刑律，轻徭薄赋，将田租减为三十税一，遇有灾年甚至全免田赋。鼓励农耕，劝课农桑，开放山泽，弛关卡之禁，便利商贾流通。景帝承袭国策，继续安民，平定七国之乱，削夺藩镇支郡，巩固中央皇权，削弱诸侯尾大不掉之隐患。数十年之间，海内无大的兵戈，流民归乡，田地开垦，户口逐年滋长。
《史记·平准书》记述当时景象：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；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。民间家家有马，阡陌之间马匹成群，下层吏卒亦可食肉。历经秦末战乱残破的天下，数十年间元气恢复，府库丰盈。
然文景之治，有其局限。此盛世核心在于“休养生息”，重在保守安民，开拓不足。对北方匈奴，长期奉行和亲之策，匈奴时常入塞劫掠，边患不绝，朝廷只能隐忍。地方诸侯王势力依旧强大，直到景帝平叛之后，藩镇之势方才稍敛。朝堂之上，黄老之学为主，宽纵之下，豪强兼并渐起，律法偏宽，奸猾之徒时有钻营。它不是武功赫赫的全盛，而是积蓄国力的休养盛世，为后来汉武帝开疆拓土埋下根基。
武帝承文景积累，初年依旧富庶，然连年征伐匈奴、通西域、平南越、征朝鲜，耗费巨亿，府库一空，海内疲敝，户口减半，盛世气象就此消散。武帝晚年轮台罪己，停下征伐，转向安民。之后昭帝、宣帝继立，便是昭宣中兴。昭宣二帝整顿吏治，考核官吏，抑制豪强，恢复轻赋，重新稳住民生；对外大破匈奴，呼韩邪单于入朝称臣，西域正式纳入汉之版图，设西域都护府。昭宣之时，国力再度鼎盛，吏治严明，四夷宾服，是西汉国力的顶峰。西汉两大盛世，一文景休养，一昭宣强盛，一前一后，遥相呼应。
二、东汉盛世：光武明章，洛邑升平继汉统
王莽篡汉之后，改制混乱，天灾四起，绿林赤眉蜂起，中原再遭大乱。刘秀起于南阳，扫平群雄，定都洛阳，是为光武帝。亲历战乱之苦，深知百姓厌兵，天下既定，便偃武修文，不轻易兴征伐。他精简官吏，裁撤冗员，合并郡县，节省朝廷开支；释放奴婢，禁止残害奴客，减轻底层束缚；轻徭薄税，安抚流民，劝农垦荒，核查田亩，度田清丈，抑制豪强隐匿土地人口。
光武帝在位三十余年，战乱渐渐平息，流民安家，生产恢复，史称光武中兴。这是东汉的奠基之盛。刘秀不滥封功臣，保全云台诸将，君臣相安，无屠戮勋旧之事，古来少见。只是度田之举，遭遇地方豪强强烈抵制，豪强大族隐匿田产、荫庇人口的弊病，未能彻底根除，成为东汉一代难以消解的病根。
光武帝之后，明帝、章帝相继，延续宽明之政，合称为明章之治。汉明帝严谨持重，吏治极严，官吏多畏法奉职，少有贪腐；继续经营西域，遣班超出使，重通丝路，复置西域都护。汉章帝性情宽厚，修改律法，减省酷刑，推崇儒学，召集诸儒于白虎观论经，定下官方经学大义。明章两朝，东汉国力抵达顶峰，户口持续上涨，边境安稳，丝路复通，文教昌盛。
明章之后，和帝初年尚能维持局面，大破北匈奴，燕然勒石，然自和帝以降，皇帝多幼年即位，太后临朝，外戚专权，待到皇帝年长，又依靠宦官夺权，外戚宦官循环争斗，朝堂日趋浑浊，盛世就此终结。豪强门阀势力持续壮大，土地兼并愈演愈烈，底层百姓依附大族，国家税源流失，东汉盛世为时不长，根基本就弱于西汉。待到黄巾一起，天下分崩，汉家基业倾颓。两汉盛世，重在安民固本，其弊在于豪强势力难以根除，盛世之后，隐患徐徐发作。
三、魏晋南北朝：乱世连绵，难寻长久升平
自汉末三国鼎立，直至隋一统之前，将近四百年，乃是华夏史上漫长的大分裂时代。战乱此起彼伏，政权更迭如同走马，国土割裂，少有一统之时，故而没有公认的大一统盛世。其间偶有短暂治世，不过一隅安稳，转瞬便乱。
西晋太康年间，武帝司马炎灭吴，三分归晋，海内暂时一统，史称太康之治。短短十数年，战事停歇，百姓稍稍安定，户口有所回升。然晋武帝晚年骄奢，朝堂奢靡成风，石崇王恺斗富之事，流毒朝野；大封宗室诸王，埋下八王之乱的祸根；门阀士族垄断仕途，寒门无路。武帝一死，诸王混战，继而五胡乱华，中原陆沉，太康这点升平，不过是长夜之中一闪而过的萤火，转瞬熄灭，算不上真正盛世。
东晋偏安江南，北方十六国纷争不休，南北对峙，常年交战。南朝宋有元嘉之治，文帝刘义隆励精图治，整顿吏治，劝课农桑，江南经济稳步发展，一时富庶，可始终只有半壁河山，北方强敌虎视，数次北伐无功，后期祸乱迭起。北朝之中，北魏孝文帝太和之治，推行汉化，均田授民，北方生产慢慢恢复，然南北分立，战事不断，疆土不全。整个魏晋南北朝，分裂是常态，短暂的局部治世，不足以当盛世之名。直到隋文帝杨坚代周灭陈，重混南北，才迎来新的大一统时代。
四、隋唐盛世：开皇、贞观、开元，千古盛境集于此
隋文帝杨坚建立大隋，开皇九年平陈，结束三百年南北分裂。文帝生性勤俭，严于律己，后宫不尚奢华；改革官制，创立三省六部；定均田、行输籍之法，清查隐匿人口，国家户口大增；简化律法，制定《开皇律》，宽简刑条；减徭省役，兴修水利，仓储遍布天下，有名的洛口仓、回洛仓，积粟无数。短短二十余年，海内富庶，户口激增，府库充盈，突厥臣服，四方来朝，便是开皇之治。
很多人只知大唐盛世，却忽略开皇之治的强盛。隋朝鼎盛之时，人口、仓储，不输贞观初年。惜乎炀帝即位，恃国力强盛，大兴营建，营建东都、开凿大运河、三征高句丽，徭役兵役层层叠加，民力透支，天下沸腾，强盛的隋王朝三十八年而亡，开皇盛世戛然而止，徒留丰厚家底，留给后来李唐。
隋末群雄逐鹿，李渊父子定关中，扫平割据。太宗李世民即位，吸取隋亡前车之鉴，常言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，以民为本，虚心纳谏，重用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征等贤臣，整顿吏治，裁汰冗官；继续推行均田、租庸调，轻徭薄赋，不轻易兴大役；完善科举，打破门第局限，吸纳寒门才俊；对外恩威并施，北灭东突厥，西平高昌，四方部族尊为天可汗，羁縻府州广布边疆，丝路畅通，万国来朝。
贞观年间，海内安定，流民返乡，刑狱稀少，史载岁终断死刑不过二十九人。商旅远行，不需自带干粮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文教、武功、民生一同兴旺，此即贞观之治，是后世帝王心中治世的典范。贞观并非户口财赋最盛之时，胜在君臣同心、政风清明、胸怀开阔，华夷一家，气度冠绝历代。
高宗承袭贞观根基，永徽年间，守成安民，平定西突厥，版图扩至极远，称作永徽之治，算是贞观余绪。之后武周代唐，风波不断，直至玄宗李隆基平定韦后、太平公主之乱，登上帝位。玄宗开元初年，锐意求治，励精图治，任用姚崇、宋璟、张说、韩休一众贤相，整肃吏治，检田括户，打击豪强，整顿漕运，兴修水利；裁撤边镇冗兵，节制边将，海内安定。数十年经营，户口达到唐代顶峰，仓廪丰实，商旅络绎，长安、洛阳繁华盖世，胡人、蕃商、各国使节云集，诗词、乐舞、绘画、工艺一并抵达巅峰，这便是开元盛世。
开元，是大唐国力、经济、文化、对外声威的顶点。但盛世之中，隐患潜藏。天宝之后玄宗怠政，专任李林甫、杨国忠，府兵消亡，募兵盛行，节度使权重，外重内轻，安史之乱一声鼓角，百年繁华轰然破碎。大唐三段盛世：开皇奠基、贞观立风、开元登峰，也是华夏封建时代盛世的顶峰，后世历朝难以企及。
安史之后，唐朝还有两段短暂中兴：元和中兴、会昌中兴、大中之治。唐宪宗平定淮西藩镇，震慑河朔；唐武宗用李德裕，破回鹘、裁冗官、抑佛寺；唐宣宗收拾残局，收复河湟，吏治稍清。然而此时藩镇、宦官、党争三大沉疴根深蒂固，这些只是乱世之中短暂喘息，仅仅算是中兴，不复盛世格局。
五、两宋：仁宗盛治，富庶有余而武功不足
唐亡之后，五代十国战乱不休，赵匡胤陈桥兵变，建立北宋，逐步扫平南方割据政权。宋初太祖、太宗，重在收兵权、定制度，结束藩镇乱象，然燕云未复，北方边患重重，休养生息，尚未到全盛。
及至宋仁宗在位，四十二年，是北宋最安定富庶之时，后世称为仁宗盛治。仁宗性情宽厚，不尚苛察，容纳直言，朝堂名臣荟萃，范仲淹、包拯、韩琦、富弼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，群星璀璨。朝廷轻刑慎罚，少有大兴狱案；商品经济空前发达，坊市界限打破，夜市兴盛，纸币交子流通，海外贸易繁荣，城市繁华，市井文化兴起。户口持续增长，手工业、矿业、纺织、造船都达到很高水准。
宋朝不抑兼并，土地流转自由，工商业蓬勃，民间富庶，这是它和汉唐盛世最大不同。但是短板同样突出：北宋养兵极多，冗官冗兵冗费缠身，财政常年紧张；对外武力偏弱，对辽、西夏屡有败绩，以岁币换取和平，疆域狭小，没有汉唐威震四方的武功。所以仁宗盛治，是经济文教之盛，而非大一统武功之盛，历代史家对它算不算顶级盛世，素来多有争议。
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，意在富国强兵，新旧党争自此拉开，朝堂动荡。南渡之后，宋金对峙，偏安江南，虽有乾道、淳熙年间短暂安定，江南经济持续繁荣，终究只是半壁河山，只能算作偏安治世，不能称为大一统盛世。两宋盛世，胜在民生商贸，弱在边防武功，格局偏于内敛。
六、明朝盛世：洪武、永乐、仁宣，华夏最后的宏大盛世
元人入主中原，百年之后，吏治崩坏，天灾频发，红巾军起义，天下大乱。朱元璋驱逐蒙元，定都金陵，是为明太祖。洪武一朝，严惩贪吏，铁腕肃贪，剥皮实草，震慑百官；丈量土地，造鱼鳞图册、黄册，厘清户口田亩；鼓励垦荒，移民屯田，减免赋税，安抚饱受战乱的中原百姓；重建礼制，复兴文教。元末残破的国土，慢慢恢复生机，户口、垦田年年增长，史称洪武之治。洪武治世，秩序重建极快，律法严苛，管控严密，豪强受到强力压制，底层流民得以安顿。只是刑罚过重，屡兴大狱，诛杀功臣，朝堂气氛肃杀，少宽厚之风。
成祖朱棣靖难登基，改元永乐。永乐年间，迁都北京，修建紫禁城；派郑和下西洋，远航万里，宣示国威；北征蒙古，南平安南；编修《永乐大典》，汇天下典籍。国力强盛，万国来朝，是为永乐盛世。永乐好大喜功，兴作、征伐、远航叠加，耗费钱粮巨大，百姓负担不轻，强盛之下民生压力不小。
成祖之后，仁宗朱高炽、宣宗朱瞻基相继在位，在位时间不长，却一改永乐连年兴作征伐的节奏，息兵罢役，停止下西洋，宽刑减赋，体恤民力，整顿吏治，与民休息。朝堂有“三杨”辅政，政局安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史称仁宣之治。仁宣是明朝吏治最清明、社会最安稳的一段时期，和文景、贞观有相通之处，重在养民，不事张扬开拓，是明代治世的顶峰。
仁宣之后，英宗土木堡一役，精锐尽丧，国势顿挫。之后有弘治中兴，明孝宗恭俭勤政，远佞任贤，裁抑宦官，减免赋税，朝堂清宁，算是明代中期难得的一段安定时光，却不复明初盛世的国力与声威。万历初年，张居正改革，一条鞭法推行，国库充盈，边疆安稳，号为万历中兴，可张居正一亡，神宗怠政，数十年不上朝，党争渐起，盛世余绪消散。明朝盛世集中在前中期，洪武定秩序，永乐扬武功，仁宣养民生，三段相连，是华夏大一统王朝晚期最后的恢宏盛世。
七、清代盛世：康乾盛世，落日余晖下的升平
明末，灾荒连年，加派叠出，流民四起，李自成破京师，明亡。清军入关，历经数十年征战，平定南明、三藩、台湾，一统海内。康熙皇帝，年少亲政，擒鳌拜、平三藩、收台湾、击退沙俄、亲征噶尔丹，稳固疆域；后期轻徭薄赋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，放宽赋税束缚，人口开始爆炸式增长，劝农垦荒，兴修水利，社会慢慢安定，奠定盛世根基，谓之康熙盛世。
雍正承康熙晚年吏治松弛、国库空虚之弊，力行改革，摊丁入亩、火耗归公、改土归流，整顿财政，清查亏空，吏治严整，国库储备大幅增加，承上启下，是盛世的枢纽阶段。及至乾隆早年，励精图治，继续兴修水利，赈济灾荒，平定边疆叛乱，把西域纳入版图，定名新疆，奠定近代中国版图基础。康、雍、乾三朝合计一百三十余年，合称康乾盛世，是古代历时最长的一段连续升平时期。
康乾之时，人口突破三亿，垦田广阔，粮食产量提升，手工业繁盛，边疆稳固，版图辽阔。但这一盛世，争议最多。它的繁荣，很大程度得益于南美高产作物玉米、番薯的推广，能够养活海量人口；同时管控极严，大兴文字狱，思想禁锢，对外闭关锁国，拒绝世界新变。盛世后期，乾隆奢靡，六下江南，国库耗损，吏治腐败，和珅一类巨贪当道，土地兼并猛烈，底层百姓生计艰难。这个盛世，是传统农耕文明最后的顶峰，也是落日余晖。盛世落幕之后，清朝迅速走向衰败，待到西洋炮火东来，千年农耕盛世的格局彻底走到尽头。
八、综论盛世之共性与分野，盛衰往复之理
遍览史册，历代公认大一统盛世依次为：西汉文景之治、昭宣中兴；东汉光武中兴、明章之治；隋开皇之治；唐贞观之治、开元盛世；宋仁宗盛治；明洪武之治、永乐盛世、仁宣之治；清康乾盛世。其余如成康、太康、元嘉、永徽、弘治、万历，或时代太早，或疆域不全，或为时短暂，多归入治世、中兴，不算顶级盛世。
细细比对，所有盛世，自有共通的道理。但凡盛世开端，必是大乱之后，人口锐减，土地空余，只要官府少取于民、轻徭薄赋、不妄兴兵戈，百姓自然愿意耕垦安家，经济便容易恢复。盛世之初，帝王大多清醒，懂得敬畏民力，虚心纳谏，抑制贪腐，约束豪强，赋税有度，刑律宽平。等到盛世日久，人口饱和，土地不足，兼并兴起，君主慢慢骄奢，开支浩大，要么大兴土木，要么连年征伐，国库耗竭，百姓负担加重，盛世便由盛转衰。
盛世又分两种路数。一类是休养型盛世：文景、仁宣、贞观前期，主在息兵安民，少折腾，积蓄国力，政风宽厚；一类是开拓型盛世：昭宣、永乐、开元、康乾，国力丰厚之后，向外开拓，宣示国威，拓展疆土，声远四方，代价便是耗费民力。还有一类富庶型，便是仁宗盛治，商贸发达，民生富足，唯独武力偏弱。
没有永不衰败的盛世。盛世不是永久的太平保险箱，升平景象之下，隐患往往悄悄滋长。文景养出豪强诸侯，开元养出藩镇，康乾末期养出吏治腐败、人口压力与闭关之困。越是繁华安稳之时，越容易让人忘却忧患。
古来无数帝王梦寐以求盛世，然而盛世得来极难，守之更难。创业易，守成难；安民易，戒骄难。大乱之后，休养生息，数十年可致升平；升平既至，一旦骄惰放纵，数年之间便可崩坏。
盛世之景，是古人心目中治世的极致，是万民期盼的光景。可史册告诉后人：升平从不是天命所赐，而是君恭、臣良、政简、赋轻、不滥征伐、体恤生民，一点一滴积累而成。一旦上位者忘记根基，奢靡滋生、政令苛急、兵戈不休，再盛大的盛世，也终究要化为过眼云烟。盛衰循环，往复不绝，这便是翻阅历代盛世，留给后世最深的鉴戒。
